在人工智能、神经医学、生物科技等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物种的纯洁性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由科技进步所主导的“后人类”时代，人与机器的深度融合以及人类基因的编辑和改造不再是一种荒诞不经的狂想，而是已经部分地成为了现实。正如美国著名的后人类主义学者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所言，人类当下急需回答的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会变成后人类，而是我们将会变成哪一种后人类，1在《后人类》一书中，意大利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更是进一步断言：一旦人类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大量介于“人”与他的他者之间的壁垒就会坍塌下来，在由此打开的本体论缝隙中，其他的物种将一个个跃入其中。2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这样一幅画面的出现还为时尚早的话，好莱坞科幻电影则早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后人类的狂欢世界。面对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影片可以说触动了我们最明媚的希望和最晦暗的恐惧。3将目光从好莱坞转向中国，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中国科幻电影中亦出现了一批可以纳入到后人类视野中的他者形象。尽管“在好莱坞确立的硬核科幻片的参照下，这些电影的特效粗糙、制作低廉、故事简单、场景单一，其中有些电影只是借用了科幻情节作为界定，而不能直接被认定为科幻片”，4但它们确实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参与了后人类想象，并对盲目尊崇理性和人类主体的观念提出了反思。

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谱系

中国人对人造生命的想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道家典籍《列子》中就记载了一个名为“偃师献技”的故事：民间巧匠偃师用人工材料组装的歌舞演员不仅外貌酷肖真人、能歌善舞，更神奇的是这个人造人竟然还当众以目调情，以致引得周穆王大怒。5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语境下，西方关于机器人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出现在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情节之中。6在1938 年问世的中国早期科幻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中，尽管并没有出现机器人或人造生命的形象，但却包含了某些具有后人类元素的情节。影片中，60 年前战死沙场的两位主人公被某大学教授用科学方法复活并恢复了记忆，但因世态变异，两位主人公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以致闹出了一连串笑话。在闹剧的插科打诨中，这部影片涉及了后人类叙事中常出现的身份认同这一主题。不过，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科幻电影并没有接续《六十年后上海滩》所开创的路线有所突破，科幻电影这一类型在中国也几近绝迹。一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在两岸三地的电影版图中，科幻片才陆续零星地出现。与此同时，一批与好莱坞电影中的后人类物种迥然有异的后人类形象也开始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

后人类题材的科幻电影在国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形象谱系。除过我们熟知的机器人（robot）之外，赛博格（cyborg）、生化人（android）、克隆人（human cloning）和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AI）均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常客，各种借助神经药理学实现了人体增强的人往往也被归入到后人类的范畴。反观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中国科幻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其很多时候尽管出现了机器人、合成人、变异人等形象，但却很少回应科学的最新发展，它们也并不必然与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联系在一起。

机器人是科幻电影中最常出现的一种后人类形象，而人机关系则是科幻电影中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一个主题。中国人尽管很早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机器人知识，但机器人形象出现在中国电影之中却要到20 世纪80 年代之后。在1986 年上映的大陆电影《错位》中，工程师赵书信制造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在一年后问世的大陆电影《异想天开》（1987）中则首次出现了机器人和外星人的形象。王为一导演的另一部科幻电影《男人的世界》（1988）中亦出现了一位女性机器人形象，影片讲述未来由于女性灭绝，男性只能订制仿生机器人作为妻子。在1988 年问世的香港电影《铁甲无敌玛利亚》中，机器人先锋1 号和先锋2 号作为犯罪分子开发的战争武器而令警方束手无策。在2009 年的《机器侠》中，两位机器人K88 和K1 本被设计用来为人类服务，但它们在与人类社会的接触中却具有了自主意识。2017 年，由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出品的两部《功夫机器侠》问世，影片讲述未来面对外星人的入侵，一切热兵器都已失效，人类只好利用时光机将拥有强大学习能力的机器人送回晚清学习武术。在2019 年春节期间上映的《流浪地球》中，“领航员”空间站里的人工智能系统莫斯拒绝执行保护地球的指令，并最终被航天员刘培强所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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